1.辜鸿铭的人物纪念
2.“保守派”辜鸿铭，果真“顽固保守”吗
3.谁能给我介绍一下辜鸿铭?
4.北京大学长辫子教授:辜鸿铭
5.辜鸿铭为何称为文化怪杰
6.为什么喜欢拿辜鸿铭的辫子说事？
辜鸿铭先生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期，他受邀执教英国文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外语学习经说来却十分简单，那便是“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基础打得好，之后的学习才会像“拉开了机器的线，一通百通了”。
辜鸿铭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跳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
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
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
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
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
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
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了。
依照布朗的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
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
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论语·季氏》有云：“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兽而学之，又其次也。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至于“困”字的意思，旧注谓“有所不通”，钱穆先生解作“经历困境”，辜鸿铭则自谓“吃不消”。
他晚年曾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的还是坚持‘困兽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堂！”
辜鸿铭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不禁慨叹道：“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则当时人们多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在于他的天赋聪明，辜鸿铭自己是不承认的。
1877年4月，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仅20岁。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与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22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生可比。
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她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
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
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
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若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阂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学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学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
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辜鸿铭的人物纪念
享齐人之福：怪杰辜鸿铭的小脚妻与日本妾 >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学者，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自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幼年时，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读书，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年。晚年到北大任教，后又赴日本讲学。1928年，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翻译作品《论语》《大学》《中庸》等。 辜鸿铭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他曾幸福地说道：“吾妻淑姑，是我的‘’；爱妾蓉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辜鸿铭与两位夫人辜鸿铭的夫人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辜就将妻子的小脚视为珍宝。闲暇之时，辜脱掉妻子的绣花鞋，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低下头，将鼻子凑近小脚，嗅其肉香。作文没有灵感时，他总将淑姑唤到书房，让她将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身旁的凳子上，右手执笔，左手抚弄淑姑的小脚，时捏时掐，如同玩佛手。每当此时，他文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惧内，他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晚年穷困，却又乐善好施，夫人对此甚为恼怒。震瀛曾回忆，辜鸿铭曾对他们说，北京多叫花子。一次，叫花子又到门上，他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太太将手中饭碗冲着他的脑袋掷来。辜解释说，因为她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一般。 辜鸿铭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烈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尽力撙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的家。我因此对她惊服而崇敬，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率全军来临。” 但辜鸿铭又说：“不过她的责任心，也有时叫我难堪。譬如我去听歌女唱歌，她便对我大施问训，使我不得安眠，以致害了肺炎。” 辜鸿铭的妾吉田蓉子(一说名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其父母到中国来做生意，音信全无，蓉子便只身一人到中国寻找父母。不料，她没有寻到双亲，反而被拐卖到汉口的一家青楼，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肯接客，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辜鸿铭十分可怜她，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和蓉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知书达理，对自己也很尊敬，对她十分喜欢。在淑姑的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帮助蓉子找到了父母，父母希望她一同返回日本。考虑再三后，蓉子还是决定留在辜鸿铭身边。辜十分疼爱蓉子，对蓉子也十分依赖，几乎夜夜要求蓉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 一次，辜鸿铭不知为何得罪了蓉子，任凭辜如何赔罪，蓉子就是对他不理不睬，连着两三天，晚饭一过便关起房门自行睡下。缺少了“安眠药”辜鸿铭整夜失眠，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这天傍晚，他拿了根钓竿，从窗户伸进蓉子房内桌上的金鱼缸内，垂纶而钓。蓉子见状忙喊道：“你怎么在我金鱼缸里钓起鱼来！”辜鸿铭笑道：“好人儿，你终于肯和我说话了！我不是钓鱼，是为钓出你的话来。”又低声下气地说：“好了好了，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蓉子这才笑出声来，两人和好如初。 据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很健谈，兴致上来唾沫四溅，时而是警世之言，时而是言辞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让人替他捏一把汗。能够止住他喋喋不休的唯一法宝，便是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刀锋形金戒指。这是夫人蓉子担心他口不择言，招来不测，特意为劝诫而送他的纪念戒指。蓉子说：“您攻击性言论过多，届时请务必看看这枚戒指，您就会想起我对您的牵挂而慎言。” 辜鸿铭曾得意地自述道：“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蓉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子和一女。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悲痛不已，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他为爱妾写下一首悼亡诗：“此恨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蓉子去世时，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有蓉子做伴的辜鸿铭每晚必须将那缕头发置于枕下，才能安然入睡。他去世后，儿女将这缕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蓉子去世两年后，辜鸿铭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蓉子”。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24年至1927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他到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即吉田蓉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保守派”辜鸿铭，果真“顽固保守”吗
柏树胡同26号
柏树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530余米。明代，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北侧的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与西城区的椿树胡同重名而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
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曰“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世人称其为“怪人”。
东椿树胡同18号
东椿树胡同18号院是辜鸿铭故居。胡同中仅存的建筑大多是后来翻盖的，基本是简易的平房。东椿树胡同这处住宅，是辜鸿铭50岁来北京之后居住的地方，据说还是别人所赠。晚年的辜鸿铭在任北大教授期间，与民主风气背道而驰的作风使他在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辜鸿铭?
人们为何普遍认为他“顽固、保守”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拖长辫、穿长袍的外表；一是他逆潮流而动、在“新文化”与“革命”大行其道的特殊时代倡导儒家文明——他不仅在国内倡导，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倡导，主张西方应引进儒家文明以自救，被西方视为“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英国作家毛姆语）。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一般的“顽固、保守”，而是相当“顽固、保守”。
而在我看来，若以这两点而认定他“顽固、保守”，实则出于对他的不了解。先说第一点，他在人们纷纷剪辫、换装的民国初期，刻意保留清代装束，这算不算保守？我说，不尽然。其实他在著作中谈过装束问题。比如，在他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文》中，他写有《在德不在辫》一篇，文中说：“今人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意思是，人们认为“除辫变服”能救国，但中国的存亡并不在于装束，而在于自身的能力，改了装束，剪了辫子，外国人就会敬畏你吗？
在辜鸿铭看来，改革的要务，并不在装束外表。因此，他其实很轻视这种变革。此外，他也曾对自己的装束做过解释，他晚年在日本讲学时曾说：“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辜鸿铭论集东西文化异同论》）我们该如何理解他对清朝的“忠节”呢？答案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又名《清流传》）一书中。这是他出版于1910年的英文著作，虽然不及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有名，但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却非常关键。该书第二版收录了他发表于《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文章《雅各宾派的中国》，他在文中自我解释说：“许多外国朋友取笑我，认为我的做法是对大清王朝死心塌地的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的先辈们曾获得其恩典的皇室的忠诚，我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忠诚，也是对中国的宗教信仰的忠诚，是对中国人的文明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辜鸿铭之所以拖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装束改不改，对于改革来讲并无大的意义；另一个原因，是对中国文明的忠诚。
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忠于儒家文明、倡导儒家文明，又当如何理解呢？是一味的“顽固、保守”吗？我说，也不尽然。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中找到答案。我之所以说这本书非常关键，其实是因为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兼容并蓄”，或者说“扩展”思想。这一思想，我在2013年7月于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做过发言，当时，有参会的学者朋友对我说，听了我的发言之后，改变了他对辜鸿铭的看法。
北京大学长辫子教授: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为何称为文化怪杰
他是长辫子的混血儿。
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他忠实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精通九国语言，但反对西方文化。
辜鸿铭，一个以衣衫褴褛、长辫子被小瓜皮帽压着、以缠足纳妾奇闻著称于世的怪杰，自称南洋人，西学东渐，东洋结婚，北洋任职。
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文等九种语言，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孔子，口齿伶俐。与文学大师列夫米德多特；托尔斯泰写信讨论世界文化和政治形势；印度圣雄甘地被称为最杰出的中国本土人，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他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难怪20世纪初，西方有句谚语：你可以不参观三大殿和辜鸿铭就不能去中国。
他演讲的门票价格比梅兰芳还高一张**票。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城。顾的家族属于福建移民，到辜鸿铭出生时，他已经成为第一个海外华人名门。
顾铭他的父亲顾子云是英国人经营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的经理，他会说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会说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辜鸿铭，从小就对语言有着惊人的理解和记忆。据说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能背出6100多行无韵诗失乐园，字字珠玑。
由于父亲顾子云与英国人布朗交好，辜鸿铭一出生就被布朗认作养子，取名汤臣。布朗从小就训练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但后来辜鸿铭提倡儒学，反对新文化。支持君主制，反对民主共和制，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都把他当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的怪人。
然而，辜鸿铭是“五四”前唯一一位有分量积极向西方推广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出版，影响很大。
顾铭不仅在中国出名，在西方世界也很出名，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辜鸿铭一度几乎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有一次，辜鸿铭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做0755到79000的英语讲座。中国的讲座从来不卖票，辜鸿铭卖，而且很贵。听梅兰芳剧当时最高票价才一元二角，而他的票价是两元，其风光可见一斑。
在英国留学并成为知名学者后，他决定学习中文并回到祖国。
1840年，英国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蒙受屈辱。
顾铭的养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要知道，你的祖国已经被摆上了砧板，恶毒的侵略者正挥舞着屠刀，准备分一杯羹。希望你们学学中西，担起富国治国之责，教育欧美。
1867年布朗一家回到英国，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在他离开之前，他的父亲在他的祖先牌位前烧香并警告他。不管你去哪里，不管你周围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不要不要忘记你来自中国。
到了英国，辜鸿铭在布朗的指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死记硬背，很快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受到校长和著名作家卡莱尔的赏识。
经过十几年的留学生活，天赋异禀的辜鸿铭成为一名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1879年，完成学业的辜鸿铭认识了李鸿章手下的归国医生马建忠的命令。经过三天的长谈，辜鸿铭决定换上一件长袍马褂，吃中国佛面
1885年，辜鸿铭被张之洞任命为总督衙门的翻译曾任职两广，后又在张之洞幕府统治了二十年。因为经常无聊，辜鸿铭以用英语翻译春秋大义自娱自乐。四书和论语的翻译版本在中外知识界都很有名。
晚年，辜鸿铭有妻有妾。他的妻子是一个缠足的汉族女人，他的妾是一个日本女人。
他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顾铭自幼留学西方，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完全是欧洲式的。最终，他拒绝西方文明，竭力维护中国美国的封建文化和。
留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公开对北大的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诗歌？那因为在你学好英语后，你应该使用中国人做人的原则，温柔敦厚的诗教，教育那四个蛮夷。
从1901年到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篇文章中庸，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本中国札记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影响很大，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将中国经典古籍中国的牛津运动、论语翻译成英文，介绍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把外国的诗歌等作品翻译成中文，主要是威廉米德多特；科布中庸和柯勒律治痴汉骑马歌成为现代中国的先驱美国对西方诗歌的译介。
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在古舟子咏中说：顾老师给我们讲英诗的时候，有时会跟我们说，lsquo今天我来教你外国的优雅。rsquo有时候，lsquo我今天我将教你外国潇雅。rsquo有时候，lsquo今天，我将教你外国习俗。rsquo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lsquo今天，我我会教你如何在国外生活。rsquo
顾铭回忆辜鸿铭老师、论语等的翻译。比以往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儒家经典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儒家经典史上的里程碑。
顾铭，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为世界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是中国第一所孔子学院。虽然他的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功不可没。
为什么喜欢拿辜鸿铭的辫子说事？
被称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10岁时跟干爹——英国人布朗去英国留学。
课余，布朗教辜鸿铭学德语。布朗的教法类似中国私垫的填鸭式教育——背诵《浮士德》。布朗对辜鸿铭说：“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
布朗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他的动作背诵。小辜鸿铭不懂，很想知道《浮士德》讲的是啥，但布朗不讲，说：“只求你说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时我再讲给你听。”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布朗为辜鸿铭定下半月学一部戏剧的。8个月之后，鉴于辜鸿铭背得快、领会得深，又改为半个月学3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背熟了。
有一天，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坐在电车上看报，几个英国人嘲笑他。辜鸿铭就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人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识，还看什么报纸？”辜鸿铭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辜鸿铭所在中学的课业本来极繁重，但由于辜鸿铭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应对起来毫不费力。1872年，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
因为难，辜鸿铭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时不知哭了多少次。但他不放弃，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多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回忆：“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到后来，不仅希腊文、拉丁文，即如法、俄、意等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触类旁通，一学就会。
1877年4月，20岁的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然后，布朗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30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国的声名已如日中天。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布朗安排他和巴黎一个名妓当邻居。不仅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这里领略了出入名妓家中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今后“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
最近看到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拿他的辫子说事，展开辜鸿铭的辫子之争。有说他是晚清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有说他是最后一个剪辫子的。
先看看这几篇文章。
一篇题目叫《狂士》。“晚清朝廷风雨飘摇之际，他第一个跳将出来要剪辫子，清代奉行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剪了辫子等于谋反。?辜鸿铭却很早就剪了辫子，这是惊世骇俗之举，完全与众不同。后来，大家看到晚清气数差不多尽了，大家也纷纷剪辫子，但辜鸿铭先是接上了一根辫子，后来又留起了辫子。”
再看另一篇，《“怪物”辜鸿铭是清朝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辜鸿铭却是大清人中最早剪辫子的人之一。那是他在苏格兰读书时，他有个女友喜爱把他黑亮的辫子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女友，辜鸿铭竟‘咔嚓’一声剪下了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
还有这样一篇，《辜鸿铭――清朝的最后一根辫子》。“辜鸿铭是一个怪杰，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1928年死的时候还留着）。”
看完后，直发懵。又找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但没有任何一篇说他是清朝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也没有说他的辫子是清朝的最后一根。我只能说上面几篇文章的作者厉害，莫非是“发明家”转行的。剪辫子的方式环境地点各说各的，各执己说，谁和谁都不是一回事。看家只好这边看看，那边瞅瞅，莫衷一是。
大清朝的男人都有辫子，尽管辜鸿铭的辫子有黄毛，也没啥稀奇的。看辜鸿铭不要看他的辫子，而是要看他的学识，他狂放不羁的潇洒人生。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自号慵人，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知识渊博，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自号“汉滨读易者”，晚年又号“东西南北老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
20世纪初，西方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比在中国隆重。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印度圣雄甘地称之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德国一位大学教授郑重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他还是近代中国学者被日本聘去讲学长达四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创造性的把《论语》《中庸》《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西方人倡扬东方文化和精神。同时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他是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行者。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那时的中国被列强肆意刮分，四面透风。他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在做着坚定而又绝望的挣扎，他的内心所承受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林语堂还说，“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与他同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民国行政院长王宠惠道：“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郭沫若讲，“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记闻》中有一则笔记叫做《忘八蛋》。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辜在讽刺所谓“王道”，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治国方略，“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
辜鸿铭为自己那条“象征性的发辫”坚持己见，他说：“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但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骂人总能骂在对方的命门上，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他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对他的评论，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
辜鸿铭死后，一位外国作家说：“辜死了，可是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再看看现在的世道，什么雷人的话语什么雷人的事都敢说敢做。只能说明这类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的意念在作祟。
看辜鸿铭看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穷自身精力试图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展示出凛然不可欺的民族傲骨；他用最偏执的方式，来捍卫已经破落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不变应万变。对传统文化守护行之终身而不懈，以一己之力抗争整个世界；他以狂放的姿态，实是内心滴血一种无助，来保护强烈的民族自尊。他的狂狷之气、另类表现只不过被人误读罢了，他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
辜鸿铭是一本蕴涵博大，耐人寻味的奇书。看有关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时而使你忍俊不止，时而让你为他的幽默善辩击掌，时而或是无奈的摇头。但在这一笑、击掌、摇头之际，你会生出站在辜鸿铭那个年代对文化、传统、民族尊严以及人生未来进行思考的想法，以你自己的方式认识和反思那个中西冲突风雨飘摇的历史时代。
那些喜欢自我陶醉，津津有味品论辜鸿铭纳妾、缠足、嗜臭奇癖方面奇闻异事，围绕他的辫子津津乐道说什么早与晚、\与黄，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实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无聊透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