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余华说他特别讨厌鲁迅?
2.鲁迅本人有什么优点
3.鲁迅抛弃妻子，与女学生恋爱，与兄弟反目成仇，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4.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5.鲁迅先生是一位怎样的人，它的品质又如何？求解、
不讲太远，近代史上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就是学识高，但人品差。
作为鲁迅“父母之命”的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传记，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重现了一位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从中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对鲁迅一生的影响。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非同寻常。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一起看戏，打打，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所以宁愿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说，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绍兴一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没有退路。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落地的“蜗牛”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邻居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自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许广平，内山完造也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为什么余华说他特别讨厌鲁迅?
鲁迅的性格特点：
1、保持人格独立，鲁迅没有智者虚张声势、打拱作捐之陈腐，没有文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之虚伪，更不存在旧知识分子无病呻吟、顾影自怜之恶习。他，生就一副傲骨，秉承先哲才气，鹤立鸡群，独往独行。
2、真实的自我，鲁迅之所以独一无二（效仿之人多亦，但无人能比），关键是鲁迅的真实。鲁迅的真在于他敢于直言，公开说别人“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话。他是一名孤胆侠士，单枪匹马地向旧势力冲杀。
扩展资料：
鲁迅毕生信念体现出的性格特点是毫不留情地向旧势力宣战，他的夙愿是俯首甘为人民大众的“牛”。他的这一追求极苦、极累、极孤、极悲。
强烈的使命感，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是因为他不明哲保身，受到恐吓，他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他不惜以其生命高扬理性，以其坚毅警示众生，因而使人望其项背终生敬仰。
参考资料：
鲁迅本人有什么优点
因为余华小时候觉得鲁迅的文章沉闷、灰暗甚至是无聊透顶，他认为自己读了十七年的鲁迅，但是一直都不知道鲁迅到底写下了什么。而且在上学期间，凡是鲁迅的文章都是要求背诵一些章节的，这就更让他觉得讨厌了。
而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鲁迅已经被标签化了，在那个时代的孩子的眼中，鲁迅说的一定是对的，像是被神化一样。余华和自己哥哥拌嘴的时候老是吵不赢他的哥哥，他说的话他哥哥都不信，也不同意，但是只要余华对他的哥哥说这是鲁迅说的话，他的哥哥就会无条件地相信和认可，仿佛只要是鲁迅说的话就是毋庸置疑的，孩子们都失去了自己思考的能力。
但是在他慢慢长大的期间，鲁迅渐渐地又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而是回归到了一个作家的正常身份。在他到中年的时候，他才又开始读鲁迅的作品，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能够读懂鲁迅的作品，能够理解鲁迅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深刻的含义。这时候他才发现鲁迅很厉害，而也是这时候，鲁迅在他在这才真正的回到了一个作家。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就是余华小时候读不懂鲁迅的作品，他只感觉到了无聊和乏味，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讨厌过鲁迅的。他认为鲁迅是不属于小孩子的，他属于成熟而又敏感的读者。而且他还觉得，一个读者和一个作家的相遇，有时候是需要时机的。
鲁迅抛弃妻子，与女学生恋爱，与兄弟反目成仇，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鲁迅个人不应当享受如此高的评价，他的人品，文品，思想都不足以达到所评价的境界。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对鲁迅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评价，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看看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从鲁迅的幼年看，家道应当说是甚好。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福清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周家急剧衰败。这对成长中的鲁迅的性格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是成年人当从极其优越的生活堕入苦难之中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应甚至抱怨，产生抱怨社会的习惯也是很自然的，何况一个小孩儿？鲁迅那偏激的性格，不能容人的狭小肚量在他幼年就埋下了伏笔。
一八八六年 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周家尚读书，而且有人在京城任“翰林”为什么不按照当时惯例开蒙读书呢？《鉴略》的难度远大于《三字经》、《百家姓》的。是周家不是真的读书人家（因周家衰败而产生的联想）？还是周家骨子里就有着叛逆不经的性格？
一八九0年本年 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如此说来，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就看“闲书”吧？自设私塾本身就不是很正规，而且在这么小就对“画着插图的《花镜》，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 感兴趣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当这些东西分散了一个小学生的经历之后，他的超纲而枯燥的基本课程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是他狂批中国古代文化，痛恨文言文而力推白话的早期原因吧？
幼年的鲁迅性格非常顽劣。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
一八九二年二月 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此期间，鲁迅仍然不爱学习，这从他的作品《三味书屋》中也能看出一些。但是，他顽劣的品行自己当然不愿意公开。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在封建礼教严重的时候，教师是具有绝对的权威的啊，这家伙居然如此卑鄙，挑起事端之后在一边看笑话，其实，他长大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啊！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文明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这正是后来他的风格么，典型的人身攻击风格。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这跟你“三味书屋”的学生又有什么关系了？就算看不过也可以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啊，大家都是读书人，何必如此野蛮？其实野蛮正是鲁迅的个性。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躲开了。 野蛮，不自量力的野蛮啊。有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不是说能看一个任的成就，而是从小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人格。在有严格家教束缚时期的鲁迅就如此顽劣，后来基本没人管束的时候他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当然是好不到哪里去啊！
一八九三年秋天 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四月 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冬天 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 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这期间，幼小的鲁迅饱尝世事冷暖，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也形成了畸形的性格。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一个人，仅凭自己家族的冷暖来评价甚至憎恶一个社会是不全面的。对于认识的形成，有个一贯的规律，那就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得到正确的答案也是不可信的。
一八九八年春天 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五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改本名樟寿为“树人”。十一月退学回家。十二月十八日 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鲁迅作品中有所提及）。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因为是军校，大家为了逃避责任，多不用真名注册，于是鲁迅有了周树人这以名字。没想到逃避责任而编造的名字居然“流芳”起来了，怪异！十八岁的鲁迅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 如此下场，的确可怜。可是这更加重了他内心对社会的憎恨，也使得其性格更加偏激。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天啊，原来不是选择通过奋斗改变命运而是选择逃避。鲁迅读书并不认真啊，他的退学有很多次，但是总为退学找理由。
一八九九年一月 再回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0一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读得入迷。
家境不好的鲁迅竟然和那些纨绔子弟公子哥一样“常习骑马”，可见他并没有太多对家庭的责任感，家中寡母老弱，又被亲戚欺负，艰难的准备点钱给他上学，他居然去骑马。另人痛恨！极度痛恨啊！
一九0二年三月 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十月 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0三年三月 作《自题小像》诗。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十月 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
爱憎分明是鲁迅的性格特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对敌人，对把别人的痛苦作为赏鉴和咀嚼材料的闲人，才加以谴责的鞭挞，才表现出极大的憎恨和愤怒。
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我要说的是，鲁迅并没有抛妻弃子，与女学生恋爱也没有什么过错，和兄弟反目成仇更不是鲁迅哪里做错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简单说一说。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我们从小可能都在课本上学习过他的很多文章比如《故乡》、《闰土》、《孔乙己》等等，他的作品无论是杂文、散文还是等都生动反映了某些普遍的社会现实，同时具有和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因为他的贡献和呐喊，鲁迅先生去世时获得了国葬的待遇，并且被称为“民族魂”。
对于这样伟大的一个人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他的男女私事，未免有些不庄重了。我们都知道鲁迅是生于清朝末年的，后来去日本留学，接受了救亡图存的先进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婚姻、爱情观念。那时候传统的中国人还是讲“父母之言，媒妁之命”那一套。
鲁迅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在日本期间接到电报说母亲病重速回，于是急忙回来，才知是母亲给自己安排了一门亲事，不得已就和朱安结了婚。这件事违背了鲁迅的意志，他并不爱朱安。
和朱安结婚后，鲁迅并没有和他同房，并且表达明确了自己的意思，很快又回了日本。母亲去世后朱安还是不愿意离开，鲁迅没法子，并且对这样的悲剧婚姻深感无奈，于是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至于和学生朱安恋爱，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和弟弟周作人反目成仇，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了，鲁迅当时有一个四合院，和弟弟周作人一起住，两家人的开支用度都是他赚钱支出，但因为弟弟日本媳妇的挑唆，两兄弟很快有了嫌隙，鲁迅主动搬出了四合院，并且两人后来终身不再联系。周作人最后晚节不保做了汪精卫的汉奸，和哥哥鲁迅一比较，人品高下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先生是一位怎样的人，它的品质又如何？求解、
叶胜舟
“九·一八”事变前夕，郑振铎告诉顾颉刚，“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三个老板都兵强马壮，各据一方，名扬全国学界。胡适有银子，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掌握美庚款；傅斯年有机构，通过史语所一手抓胡适的美庚款，一手抓朱家骅、杭立武的英庚款；顾颉刚有成就，擅长办学术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招揽“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傅老板与顾老板是北大同窗、干将，并肩奋战在新潮社，一起筹备中山大学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令人惋惜的是，两人矛盾不可调和，相背而行。傅斯年霸气侧漏，先后与鲁迅、顾颉刚闹掰。
鲁迅负气出走中山大学
鲁迅对顾颉刚成见极深，势同水火，多次对顾进行嘲讽、攻击：“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顾颉刚鼻红，俗称“酒糟鼻”。鲁迅在私人通信中，经常不厚道地以“红鼻”、“鼻”、“赤鼻”代称顾；甚至把顾恶喻为“梅毒”，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
鲁迅
1921年底，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影射，“阿Q”之名为“阿桂还是阿贵呢？”“只希望有‘ 历史 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考定。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书中回应，“这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鲁迅又在《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鼻子红到发紫”、“红着耳轮和鼻尖”，影射挖苦顾。所谓“鸟头”，由“顾”（顾）字拆分而来。据《说文解字》，“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鲁如此憎恨顾，甚至以顾的生理特征反复进行人身攻击，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鲁迅极其愤慨，视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顾颉刚在日记中分析，鲁迅“妒我忌我”、他受鲁迅“排挤”的原因有四条，居首之条就是“揭出《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
2月1日，鲁迅发表《不是信》公开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鲁迅重提此事：“‘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交‘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离世前44天又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五四运动”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称赞，“《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其实，“鲁迅”、“唐俟”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而言，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俟”。
1919年4月16日，鲁迅回函傅斯年，自谦“《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同时对《新潮》办刊提出多条意见，如：纯粹科学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作为中的猛将、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还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前，他相对收敛，对鲁迅以师礼恭之敬之，回函鲁迅，落款是“斯年敬复”。留学时，已流露出对鲁迅不敬，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致函罗家伦说，“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按：通伯为陈西滢字，大周指周树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中文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信中评论，傅在中大“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籍，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坚持下，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坚持要把鲁迅“向来瞧不起”、“眼中钉”的顾颉刚，聘为中大教授，“办中国东方语言 历史 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1927年4月初，听到顾可能要来风声的鲁迅，就在中大扬言：“鼻来我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他来我就去”；同时抱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先前竟想不到（傅）是这样人”。
顾颉刚心中有数，他能顶住鲁迅的强压，进入中山大学，幸亏“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他向胡适老师报告，“来粤后，孟真强我为史学系主任”；也自嘲在厦大、中大“到处受排挤，精神上没有一天安宁”，“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鲁迅不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更与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学校方的政见分歧日益扩大。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用暴风骤雨的手段血腥“清党”，“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同，而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源回忆：“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李福林等发动“四·一五”清党。4月15日，中大学生被捕数百人。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说：“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反对：“学生被捕，是的事，我们不要与对立。”鲁迅反驳：“‘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
紧急会议不了了之。4月18日，顾颉刚抵中大，火上浇油又刺激鲁迅。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傅斯年随即因鲁迅反对顾入中大、学生抱怨他挤走鲁迅，也提出辞职。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准许鲁迅请离校；派顾颉刚携款到上海、北京为学校收购旧书避风头；又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负气未复职。
1927年5月30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否认他离开中山大学和政治有关，指责顾颉刚、傅斯年“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他对“因‘亲共’而逃避”等流言懒得一驳，“‘管’可也”。
但据当今的中山大学“学校概况·中大校史·掌校人·朱家骅”专栏披露，鲁迅来到中山大学，和政治密切相关。他受聘中大教授，是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力挺。1926年8月，陈延年决定，恽代英、邓中夏代表广东区委，请朱家骅出面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指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定居。
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
一山难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傅斯年评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顾颉刚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曾对罗家伦、姚从吾等研究史学的行家称赞，“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又告诉中山大学的同学，“顾是北大文科十余年中毕业学生最能学问，最有成就之一人，我自己断不敢望。”
顾颉刚
作为《新潮》战友，顾颉刚曾对傅斯年说：“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希望你有暇时再常常拿我教诲教诲，教我勉向正当的路上去。”又自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多次致函与傅讨论杂志的风格、内容。例如与傅共勉，“总希望我们的《新潮》杂志有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 社会 ”；直言“这几期你同志希（按：罗家伦字）都倾向文学方面去，我有些失望”。
排挤走鲁迅后，傅、顾只共事七个月，就因性格冲突和学术分歧交恶。1928年，顾颉刚在给两人老师胡适的信中，多次表达对傅斯年的不满。“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材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拜托胡适“请勿把我对于他不满的话告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坏”。
4月29日，两人矛盾总爆发。顾颉刚当天日记写道：“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13年7月，顾颉刚又补记1928年4月29日两人恶语相骂的原委：“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
8月20日，顾颉刚写五千字长信向胡适诉苦、告状，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倔强地表明，“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囚禁了！”
这封信是回复两天前收到的胡适来信。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骄傲致树敌”，似乎偏向傅斯年有理些，更让顾颉刚心里憋屈，堵得慌。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
1929年2月，顾颉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广州，来到北平。同年9月，被聘为燕京大学 历史 系教授，再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傅斯年念念不忘这位才华横溢、不听指挥的同窗，一直想把他再网罗至麾下。
顾颉刚毫不动摇，好马坚决不吃“回头草”，3月25日请求胡适“劝孟真不必拉我，我非与孟真有意见，盖急欲在种种束缚中拔出此身也”。中间这句话言不由衷，也糊弄不了胡适，两个学生何止有意见？矛盾不可调和，已闹得一拍两散。
傅斯年不死心，趁10月10日与顾颉刚一起去陈建功家看滦州皮影戏时，劝顾回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四百元。顾依然拒绝，在当天日记中流露真实想法：“予既已脱离是非圈矣，何苦复投入耶！”
1931年，傅斯年又琢磨聘顾颉刚为北大教授，顾还是拒绝，并写信告诉胡适三个理由：一、听说孟真有意聘钱穆为北大教授，我问了钱，钱也愿意；二、我所能教的功课，钱都能教，而且钱的学问比我笃实；三、北大如请钱，比请我为好，因为我有流弊而他没有流弊。
傅斯年、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性格都有刚烈倔强一面，矛盾螺旋式深化。相互知根知底，性格缺陷也了如指掌，所以互掐极其情绪化，典型的“针尖对麦芒”。有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为日常琐事抠气，也会故意为对方“挖坑”。
傅斯年
顾颉刚铁了心不再和傅斯年在广州的史语所共事，摆脱傅的束缚和行政事务，只做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门心思留在美国人主办的燕京教会大学做学术、写专著。在教会大学教书、念书，不等于做亡国奴，更不等于卖国，这是常识。傅斯年怒了，写信给顾，故意找茬：“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
六天之后，顾颉刚没憋住，还是要辨一辨。他在为燕京学生期末监考时，起草一封致傅的回函，开篇就抱怨“知我者莫如兄，不知我者亦莫如兄”，还新账老账一起算，宣泄不满：“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弟非奴颜婢膝之流，决不会成洋奴”。
顾信中翻出的“老账”，被气得“眼前发黑”、“论理绝交”，就是一个接站的琐事，在旁人看来，并不严重。傅斯年从上海到北平，顾有感于他数月前曾长堤相送，“往而不来，非礼也”，自己到火车站迎接。
没想到傅斯年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当着他和赵元任的面，提议次日一起到车站接清华教务长杨振声，谋个清华学校的职位。其实是拐弯抹角讥讽顾钻营，来接站有其他目的，想谋清华教职。因为傅本人是史语所所长，不会向清华求兼职；赵元任已是清华教授，无需向清华求职。顾当然听出傅的弦外之音，现场隐忍不发飙，却一直憋在心中，憋到6月18日，终于憋不住，累积怨气一并爆发。
6月18日这封监考时写的长信没有发出，相当于写了篇日记。原来是顾颉刚的原配殷履安“劝勿寄，免多口舌，（予）听之”。傅斯年却没完，6月24日向顾坦白交代，他6月12日写信，是想挑逗刺激顾回信。竟然没收到回信，出乎意料之外，不像顾“斗士”一贯的态度。顾在日记中承认，傅斯年“此诚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1941年，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症，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自己、友人都对病情不乐观，更不能动怒。顾颉刚前来探病慰问，这两个极其自负、极其倔强、极其急躁的“老板”，竟然在病房中，因争夺学者、人才而吵架，闹个不欢而散，关系更僵。
顾说气话，“非破坏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坏北大为目的，“今后不能不与之绝交”。6月18日，傅斯年还致函朱家骅，指责顾颉刚“近年负其名字之文，多出他人之手，编辑亦是人代为之”，“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
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顾颉刚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赵贞信致函老师，谈及当年中山大学同人评论顾颉刚、傅斯年：“论居心之忠厚当推吾师，若任人之适当则吾师不如傅先生，以吾师每行煦煦之仁而傅先生则断制严厉而赏罚分明也。”
赵的个人之见，傅斯年、陈垣的问题在于，“彼数人皆量小、有私、好专”；顾颉刚的问题在于，“感情极易冲动，使所行之事未能恰当”，“既不能识人，又不能察势”，“小材大用，常材奇用”，“谦虚其外，倔强于中，恣情任性，直意孤行，致多方树敌，亲近解体”，“于爱之时，则任之必过，及其衰也，又恨之极甚”，“好大喜功之性情，今与昔同，故每立一业，创一事，必有一张许多人之名单，必有一个大而难成之”，最后这个又“打水漂”，被人讥笑。
一周之后，赵贞信又致函顾，感慨老师“颇受书生气之累，其得罪人之处，亦颇多意气用事”，“机权二字，吾师远不及冯芝生（按：冯友兰字）、傅孟真诸先生”。1943年9月7日，顾颉刚记下“良友之言，当铭座右”。
1946年12月16日，为庆祝次日的北大校庆和胡适生日，在南京的百余名教育界人士餐叙。傅斯年出席并致词，和顾颉刚握手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摔转了头颈”。敏感而自尊的顾难以释怀，当晚10时在给续弦张静秋的家信最后，直呼其名痛斥：“傅斯年真不是东西”，“这个傲慢的人迟早要失败的，他失败之后必然又来趋奉我了”。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温润谦和、广结善缘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不矫情，当仁不让。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1位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位，在著名的“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见两者性情、为人、处事的差异。
傅斯年确实“霸”，但瑕不掩瑜，很多时候“霸”是基于公义、公心、公事。虽然傅、顾关系早已恶化，疏于往来，但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不计前嫌，只论学术，依然提名顾颉刚，而且在“史学”中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后。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中，未提名顾颉刚。结果没有悬念，胡、傅、顾这“三个老板”，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客观而言，胡适、傅斯年在教育界、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派系、圈子，未“入圈”的学者容易被边缘化，学术、学术进步的空间小很多。幸好他俩的人品、眼光相当过硬，重才、识才、举才。以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为例，胡适提名院士17人，有14人当选；傅斯年提名院士21人，有19人当选。
（原文注释从略）
校对：张艳
1.爱国。与中山先生一样，鲁迅先生也是经历从救人到救国一个转变，身为一个凡人鲁迅先生也曾消沉过，终究步入文坛，执笔如剑。
2.大义。与其弟绝交，足可窥先生之大义。
3.勇敢。其一敢于面临恐怖的威胁谈笑自如。其二敢在中国于大众媒体上抨击中国。
4.睿智。几经探索，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灵魂予以拷问。
5.流氓。当局给钱封口，收钱之后继续骂之。（褒义，勿喷）
6.薄情。朱安待之不薄，却终身未挣得夫妻之名（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先生亦痛苦不已）
7.享受。先生很懂得享受生活，先生日进斗金，出门坐车下馆子更是常事，挣钱不花，留到死何为？
其他如风趣，幽默等等不一一列举，看先生作品即可。
最后强调一句：先生是人，不是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究其人品，凡人耳，谈不上伟大，也不至于恶劣，但是论其贡献，又有几人能出其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