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书画的历史
2.初唐“四大家”是谁？
3.书法家的朝代与代表作
4.王士祯简介 王士祯代表作 王士祯书法
5.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哪四位书法家
6.徐无闻的篆刻研究
人物生平
王士祯出身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崇祯七年八月二十六日（1634年9月17日），王士祯出生于豫省官舍，祖父呼之小名“豫孙”。娶山东邹平张延登之孙女为妻。
顺治七年（1650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八年乡试第六，顺治十二年参加会试第五十六。
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补殿试，三甲三十六名进士。
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邀请济南文坛名士 *** 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时称“秋柳诗社”。
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
康熙四年（1665年），升任户部郎中，至京城为官。有大量名篇传世，其写景诗文，尤为人称道，所作“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被当时许多名画家作为画题入画。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
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康熙帝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康熙皇帝还下诏要王士祯进呈诗稿，王士祯遂选录300篇诗作进奉，定名《御览集》。后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
当时，王士祯名扬天下，官位也不断迁升，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一时间，诗坛新人到京城求名师，往往首先拜见王士祯。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失察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
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一日（1711年6月26日）卒，享年78岁。
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桓台境内至今还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砖牌坊，上刻明代董其昌题写的“四世宫保”四个大
字。王士G去世后犹被易名数次。 至雍正朝，其“G”字因避雍正讳，改名 王士正 。至乾隆，又赐名 士祯 ，谥文简。后世文学史中，“王士G”或“王士祯”两名并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袁枚称王士G的诗作“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然稍放纵，不加检点，便蓬头垢面，风姿全无。”
钱钟书指王士G的诗善于掩饰天赋之不足。其《谈艺录》中评王渔洋：“一鳞半爪，不是真龙”，又说“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
王士祯以诗文为一代宗师，其诗多抒写个人情怀，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早年作品清丽华赡，中年后转为清淡苍劲。散文、填词也很出色。擅长各体，尤工七律。与朱彝尊齐名，时称“朱王”。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
王士祯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精华录训篆》、《蚕尾集》等数十种。
王士祯曾赠诗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为《聊斋志异》大书“王阮亭鉴定”，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
书法家与藏书 王士G书法王士祯自幼酷爱书法，九岁即能草书。李集《鹤征前录》云：“阮亭楷书之精，逼真褚公《枯树赋》”。冒辟疆《同人书》中称其“小楷之工，足与云间雁行”。同时人孙枝蔚有诗赞曰：“潇洒已叹书法好，清雅谁敌赋诗勤。”康熙朝巡抚，书画家宋荦《西坡类稿》则称之：“书法高秀似晋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绢素求书，辄令子弟代。惟二三同好间答书，必亲作其手迹，皆藏l之”。
康熙朝书法家陈奕禧褚河南枯树赋拓本跋云：“今人惟新城总宪学之极得其神。先生海内文儒，不肯以一艺名。有求书者必命门弟子代笔，从不轻作。门弟子欲得先生书，辄问字奏记先生随意落札便藏l以为至宝；或稿纸传写，即涂抹点勘者，皆装潢成册。”
梁章钜退庵书画跋云：“先生本不以书名，亦有若无意于书，而柔闲萧散有晋唐风味。虽名书巨手，亦不能不让其出一头地。此其故不在行墨间也。”
王士G以诗与诗论著称于文学史，其书名为诗名所掩。
著名文字学家与书法家马宗霍(18—16)在《岳楼笔谈》中称王士祯书法为“诗人之书”。
其书风与诗风一样，经历了数次变化，早期率真狂放，中年后潇洒俊逸，清雅悠长。
王士祯家富藏书，其先父有遗书，因兵火散佚过半。入仕途后，借他人藏书而录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购书，长达30余年，从无间断。康熙四十年（1701）请告归，惟载书数车以行，弟子禹之鼎为之画有《载书图》。作书楼“池北书库”，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
有《池北书库藏书目》，收录宋元明本近500种，每书之下撰有题记。朱彝尊为之作《池北书库记》。
精于鉴赏。藏书印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图章数十枚。
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
神韵诗论清初诗人王士祯，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对此作正面系统阐述。后世注家各执己见，纷纷诠释。
有认为“神韵”即 “格调”亦即 “肌理”，它是“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的，这是翁方纲“泛神韵论”的解释。有认为 即，郭绍虞先生力主此说，他指出 ：“神韵”“韵” “实则渔洋所谓神韵，单言之也只一‘韵’字而已。”敏泽先生以为神韵 “有时是指创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对应的内在的神似、气韵、风神等一类的东西”，“有时它又是指创作中那种在内容上以写景为特点，在风格上比较清新，富有诗情画意的气氛和境界。”蔡钟翔先生认为 ：神韵是“古淡清远的意境”。吴调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韵论》“。叶嘉莹先生也说 ：总论中则说 ：神韵的主要内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总清远二妙，则为神韵。”
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渔洋诗论时亦评述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 界”说等等。以上诸“痛快，各有神韵。此外还有味外味”、“神韵分离，以韵为主”说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神韵”的某种内涵。然而就渔洋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实际倾向来看，似感不甚妥切。有人认为，王渔洋标举的“神韵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上，“不迫”与“沉着痛快”两种风格并举而又侧重于古淡闲远一格 （简称“并举说”），二是指在某一首诗歌中追求“与诗的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品质”，韵则偏重诗的外在风貌（简称“统一说”）。
明清时期对古典文学文法的研究日趋深入缜密，而与此同时王士祯王渔洋的“神韵说”却又别开生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法研究所执着的具体的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更加玄奥的层面。
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王渔洋的神韵说在古典文学形式观念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却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
问题。王渔洋自己在说明他的神韵说理论时说，他最喜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个字；有时又标举出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八个字来说明神韵的含义。从他的神韵说观念和这些解释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神韵是指作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某种情思内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点。翁方纲为了澄清神韵说的玄虚之论，在专析神韵说的《神韵论》文中把神韵解释为“下笔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选理”的“理”，乃至格调、肌理等，而最终归之为“君形者”，似认为神韵属于内蕴方面的东西。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及神韵时说，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气、入神来解释神韵，都意味着是从作品内蕴的角度来理解神韵的。这样理解当然不错，因为“神韵”之“神”肯定与内在的精神意蕴相关。但这样解释的结果，“神韵”的“韵”字似乎还没有落到实处。当代学者吴调公先生则对神韵说中的“神韵”一词作了更细致的分析：神与韵，原来是浑然一体。但细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个由“神”生“韵”的过程。哪怕这变化很倏忽、很隐约，但却分明包含着歌德所强调的一种“灌注”过程。既有诗人主观“精神”的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从而有待于涵茹式地s蓄或喷薄式地张扬，形成一种洋溢着“生气”的载体。
总的说来，神韵论者比古代各种诗论家都更为注意“韵”，注意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
吴调公先生不仅指出了神韵说所包含的“神”和“韵”，即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节奏两个方面，而且强调了神韵说的重心是在“韵”的方面，即“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
如果把严羽看作神韵说的先驱之一，那么应当说他所说的“别材”、“别趣”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还只是指示了一种模糊惝恍的意蕴，还没有将神韵的问题真正锲入到文本分析的实处，因而还没有构成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观念。王渔洋则不同，他的神韵说已成为可认知甚至可效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已经形式化了。翁方纲批评人们把神韵误当作王渔洋的发明：“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 为什么人们会把古已有之的东西当成是王渔洋的发明呢？除了因为王渔洋特标举出神韵说的名目以立门户外，更重要的是王渔洋谈论的神韵虽标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却有路径可寻。
诗词选录《秦淮杂诗》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结绮临春尽已墟，琼枝璧月怨何如。
惟余一片青溪水，犹傍南朝江令居。
桃叶桃根最有情，琅琊风调旧知名。
即看渡口花空发，更有何人打桨迎？
三月秦淮新涨迟，千株杨柳尽垂丝。
可怜一样西川种，不似灵和殿里时。
集评：惠（惠栋，下同）注引《国雅》评云：讽此，便已想见张绪。
潮落秦淮春复秋，莫愁好作石城游。
年来愁与春潮满，不信湖名尚莫愁。
集评：
惠补注引《国雅》评云：眼前话，一时说不到，可称神品。此即六朝乐府也。
伊（伊应鼎，下同）评：首句，言自秦淮以来，不知春秋几度，人代变迁。如潮起落，风景自不殊也；次句，是追想莫愁昔日尝游于此，而今不可见矣，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故第三句云“年来愁与春潮满”也；末句，遂借莫愁湖三字，弄笔作姿，极流连低回之致，与前《山蚕词》“曾说蚕丛”二语相仿。此等句法，可开后人无限聪明，然不善学之，恐亦易落恶道也。
青溪水木最清华，王谢乌衣六代夸。
不奈更寻江总宅，寒烟已失段侯家。
当年赐第有辉光，开国中山异姓王。
莫问万春园旧事，朱门草没大功坊。
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
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注）。
（注）福王时，阮司马以吴绫作朱丝阑，书《燕子笺》诸剧进宫中。
集评：
伊评：此讥明末南京时事。明末阮大铖，与陈后主时之孔都官事正相仿，皆因便嬖荒*亡国。但孔都官代远年湮，恨当少息，而阮司马近事可哀，故云不应仍恨古人也。
旧院风流数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
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
傅寿清歌沙嫩箫，红牙紫玉夜相邀。
而今明月空如水，不见青溪长板桥（注）。
（注）《白门集》注：傅寿，字灵修，旧院妓，能弦索，喜登场演剧。沙，名宛在，字嫩儿。桃叶女郎，见《蝶香集》。
新月高高夜漏分，枣花帘子水沉薰。
石桥巷口诸年少，解唱当年《白练裙》（注）。
（注）《白门集》注：《白练裙》，万历中休宁吴非熊，新城郑应尼嘲马湘兰作也。
玉窗清晓拂多罗，处处凭栏更踏歌。
尽日凝妆明镜里，水晶帘影映横波。
集评：
惠补注引《国雅》评云：艳极，亦静极。
北里新词那易闻，欲乘秋水问湘君。
传来好句《红鹦鹉》，今日青溪有范云（注）。
（注）云，字双玉，有《红鹦鹉》诗最佳。
十里清淮水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
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注）。
（注）阿男《秋柳》句云：“栖鸦流水点秋光。”诗人伯紫之妹也。
集评：
伊评：此因纪阿男“栖鸦流水”之诗，睹景而怀其人也。一诗之妙处，只在“萧瑟”二字，通首俱是“萧瑟”二字之神。以此二字，传阿男之诗之神，即以此二字并传阿男之神也。
总评：
惠注：钝翁《白门诗集序》：“贻上再至白门，馆于布衣丁继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数弓。贻上心喜，遂往来赋诗其间。丁年七十有八，为人少习声伎，与歙县潘景升，福清林茂之游最稔，数出入南曲中，及见马湘兰，沙宛在之属，故能为贻上缕述曲中遗事，娓娓不倦。贻上心益喜，辄掇拾其语入《秦淮杂诗》中，诗益流丽悱恻，可咏可诵。噫，亦异矣哉！”
惠补注引《国雅》评云：唐人《水调》，《竹枝》等歌，悉从汉魏六朝乐府陶冶而出，故高者风神独绝，而古意内含，直可一唱三叹。米元章书不使一实笔，庶几得之。《秦淮杂诗》偶而游戏，已参上乘，一切叫噪之病尽除，有心者读之，如闻雍门之瑟矣。
《真州绝句》
（六首选一）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初春济南作》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秋柳》
（四首选—）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高邮雨泊》
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江上》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自波。
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浣溪沙·红桥》
其一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其二
白鸟朱荷引画桡，垂杨影里见红桥，欲寻往事已魂消。
遥指平山山外路，断鸿无数水迢迢，新愁分付广陵潮。
《息斋夜宿即事怀故园》
夜来微雨歇，河汉在西堂。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
开窗邻竹树，高枕忆沧浪。此夕南枝鸟，无因到故乡。
《蝶恋花·和漱玉词》
凉夜沉沉花漏冻，欹枕无眠，渐觉荒鸡动。此际闲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
忆共锦衾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往事迢迢徒入梦，银筝断续连珠弄。
《题秋江独钓图》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寄于淅川道子》
西望商于地，风前木叶红。荒城三户在，官舍万山中。
归路日犹远，故人今不同。淅江通汉水，心折武关东。
扬州逸事
顺治十七年（1660年），时年二十六岁，王渔洋赴任扬州府推官。其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曾任扬州兵备副使。
扬州任职五年，王渔洋写下很多诗词和游记。康熙元年（1662年），与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修禊红桥，王渔洋作《浣溪沙》，编有《红桥唱和集》。
康熙三年（1664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冶春绝句》。其中“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盛况。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
秋柳诗社
王士祯少年时居济南，以济南人自称，一生写有许多咏济南山水风光的诗作。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王士祯与文友数人游览济南大明湖上。天气渐凉，湖岸垂柳，已是翠褪黄显。王士祯遂赋《秋柳》诗四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水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希，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书，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正相连，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柏相映夕阳边。”
这四首《秋柳》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提炼功底。
王士祯时年二十四岁。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应和者甚众，连顾炎武也由京抵济，作《赋得秋柳》唱和。由于各地众名家对《秋柳》诗的唱和，产生了享誉当时文坛的文社——“秋柳诗社”。
如今，秋柳园早已湮没，但其遗址风光依旧，水光粼粼，荷红芙绿，岸柳披拂，明湖风光尽收眼底。秋柳园在济南的人文史上有着显著位置。
王氏族谱《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节选
山人名士祯，姓王氏，字子真，青州诸城人。始祖讳贵，济南新城著藉焉，称琅琊公。后避居新城之曹村，为某大姓佣作。一日大风晦暝，有一女子从空而堕，良久既霁，公于尘坌中得之。云即诸城县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觉至此。时公方鳏居，女子年十八九。主人以为天作之合，遂令谐伉俪焉。
二世祖讳伍，有善行，称善人公。琅琊公五子，善人最少，姓醇谨，事父母诸兄皆得其欢心，尤好施予，岁时勤力治家，人产计口给食，余悉以赈乡里贫乏者。门前植槐一株，枝叶枝疏，时作糜哺饿者于其下。诸饿者以次受糜，纺其笠于槐，累累如也。乡人呼之曰“王菩萨”，而称其家曰“大槐王氏善人”。
三世祖讳麟明，经官颍川王府教授，称颍川公。颍川为善人次子，生而警颖强记，于书无所不睹。十四补博士弟子员，每试辄冠其群。数困棘闱，随例应里选，官永平郡司训，劝学兴行，为多士式。最后迁教授颍川王府。既至，疾作，期年而卒。志传称公内廉行修。人伦醇备。事大父琅琅公至孝，遇诸兄弟门以内，蒸蒸如也。
高祖讳重光，字廷宣。颍川公卒，哀毁如礼，服阙除户部。当事以其能，晋秩佥事，守云中。强直奉法，军民赖之。寻晋参议，守上谷。条上谷机宜十二事，悉中U要。以忤当事意，调贵阳。丁巳，肃皇新三殿，求大木，取办贵竹。公至，彝人争以所知异木走报公。公深入其阻。冲风瘴疠，勤事以死。事闻，特加恩恤，赐祭葬。壬戍秋，三殿告成，以公前绩诏赠太仆寺少卿。公性孝友，为颍川公次子，方龀而母沈安人亡。三事继母常、岳、卢，如所生。两弟早夭，抚其遗孤，不殊己子。居乡，恂恂退让，君子也。遇事慷慨，不避艰险。及卒，无一语及家事。世庙谕祭文，有“忠勤报国”之褒，故称忠勤公焉。
（选自《渔洋山人自撰年谱》）
王家祠堂
忠勤祠又名王家祠堂，坐落在桓台县新城镇新立村冈二姓街北，为明代王重光而建。
该祠初建于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建成，当时规模宏大，但现存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祠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3米，占地3784平方米。院内有正堂5楹，中间3间出厦。长22米，高14米，进深9.65米，全为砖木结构，瓴瓦蛇脊，木椽单檐。堂内有合抱圆木柱8根，顶部栋梁上饰有彩绘，内壁墙上镶嵌石碣85块，保存完好。碑文集历代书法名家锺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柳公权、虞世南的字刻成，真、草、隶、篆诸体俱备。堂内还有王重光及其属下王、张二指挥的碑刻彩绘像。后堂3间，称为“司马祠”，原是明末兵部尚书王象乾的祠堂，现拓为王士祯纪念馆。
中国书画的历史
“陆军军官学校”是80年前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位于风景秀丽的黄埔长洲岛，故俗称黄埔军校。
军校大门上悬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匾额，是谭延剀先生的手笔。谭延剀曾任湖南督军兼，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他善书法尤善榜书，师承钱沣、翁同和，博颜真卿、何绍基等历代书家的神韵，形成了走笔浑厚中透着娇媚，刚健中带有骨肉的风格。在这块4米长的木质匾额上，他那“圆而且方，方而复圆”的楷书，使人想起其所著的《大字麻姑仙坛记》、《枯树赋》等传世书迹。六个字中占了二个“军”字，这里，我们可看到书家对章法把握的奇巧：两个“军”字的双竖取合抱之势，使意态显得雄强稳健；加上其深得颜体转笔时不折而转，笔画注重“圆转厚重、蚕头燕尾”的精髓，结体平稳舒展，形成浑圆健劲中有雄厚庄重的书风。通篇横直交接如梁柱，曲画更有弩的张力，以横画的左略低、右略高的运笔使横匾取得平衡，使人感受到“平整端庄”的美。
初唐“四大家”是谁？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0多万年的大溪人已坚实的迈开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几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在中国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现在人类学、考古学以无比丰富的成果证明，中国文明早已不能仅用“上下五千年”来概括了。中国文明远比五千年悠久得多。我国现在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就诞生于距今八千多年的的河北、河南、江西众多原始文化中。代表着人类文化叫高级形态的文字、绘画、雕刻等艺术，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无可辩驳的证明，早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以及大量早期岩画即已诞生，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得到发展，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成熟。
所以，将我国书画发展概括、中国书画史，必从六千多年前讲起。漫漫历史长河，渊源流长，我国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关书画史志的文献，车载斗量，难以计数，仅现在读者们较易见到的近代学者所著中国书法史、中国绘画史之类的著作，亦不胜枚举，且大多数为数十万计上百万言的“大部头”。
如前所述，中国文字产生于六千年前。那时，仰韶文化的人们已在陶器上刻划文字，是为“书”。既有文字刻写，就已有一定的“点横撇捺”之顿挫的方法艺术，是为“法”。书法之艺术，从诞生起。各种彩陶文化的精美绘画，众多的岩画，已用当时的艺术观点，记叙了我们祖先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绘画已经趋于成熟。我们讲求中国书画史，本应从这里开篇。但这样讲来，一是时间跨度太长，即使略而又略的讲下了，也万言难止，非所能容许。二是这些资料史实，需要我们来鉴定的彩陶绘画、岩画难得进入寻常读者家和文物市场。
为了便于叙述，书与画分开介绍。先讲书法。我国文字发展到商代，以甲骨文为代表，即已相当成熟了，完全具备了汉字形、音、义诸要素，龟甲兽骨上那些细小刚健文字，就是当时的书法作品。大批从事巫术占卜的知识分子—贞人，就是那时的书法家，有许多还留下了姓名。上周时期我国的奴隶制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字及书法亦进入一个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刻写、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所谓“金文”，书体是大篆，古拙苍劲，气势雄浑。这种书体，至今还为书法爱好者所钟爱，不少书家还竭力追慕临学，亦饶有情趣。秦汉时代，以小篆和隶书的形成最为重要。小篆相传为秦相李斯所创，实际上是秦代为了统一文字达到“书同文”，将商周以来的各国流行之不同体式的大篆加以改造去取而成。小篆较大篆笔画简约，笔法自如，书法仍具苍劲雄浑之美。相传撰写小篆的书法家有李斯、赵高等。隶书也产生于秦代，相传为狱吏程邈所创，亦是将大篆增减损益而成，便于人们易学易写快写。隶书字体规整，笔划点捺横竖分明，工稳沉静，历代至今不少书家功隶书者众，是书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种类。汉代还有一种“解散隶体”草草而成字体，即汉代古草（草书之初始者,又称章草），不过远不如小篆隶书重要。
到后来，把写字这件事，不单是作为记事行文的工具，而当成了一门艺术潜心研究，经年累月挥毫不辍，又上升为哲理进行探讨，有一大批把字写得来极具时代精神和个人品格，又具形神兼备的艺术品质，可称为“书法”作品的，当代魏晋时期。所以有人说危机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首次成熟的时期，更有人说它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鼎盛时代”。这时期书法艺术的显著特色，一是书体有了很大变化，逐步从篆、隶、章草中脱变出来，形成了真书、行书、今草书。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这一时期，真、草、篆、隶、行五种书体已经全部具备。此后时代各领风骚的书法大师，均是在此五种书体上发挥而已。特色之二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书艺超群，其书法作品千百年来一直为学书者楷模范本的大书法家，如三国时期的钟繇、皇象，两晋时期的卫夫人，东晋时的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珣，南朝的羊欣、王僧虔等等。王羲之的成就、名望尤其突出，被称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圣人即“书圣”。他的书法作品中，唐代初年即已珍贵若拱璧，太宗李世民生前大力搜求，死后竟将王书《兰亭序》殉葬。王羲之《兰亭序》唐代大书法家几乎都有临本。北宋晚期宣和内府所藏临本即有243件之多，可见世人珍爱之深。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书法艺术理论业已形成体系，出现了一批书法理论家和书学著作。如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南宋梁代虞龢的《论书表》，售肩吾的《书品论》，袁昂的《古今书评》，梁武帝萧衍与陶弘景的《论书启》。《论书启》是陶弘景宇梁武帝君臣之间就书法艺术问题的奏折、批答，由后人汇编而成的书法论著，从中可见当时书法风气之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巨大成就，还体现在这时期留给我们一大批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珍品，许多皆为我国艺术瑰宝，价值连城。兹列其重者略举如下：
钟繇《贺克捷表》（唐代拓本），《荐季直表》，《墓田丙舍帖》、《力命帖》、《还示帖》、《调元帖》等，均为拓本或后人摹写本。钟氏真迹，早在南朝已渺难寻觅了。
皇象《天发神苙碑》、《谷朗碑》，摹本《急就章》等。
陆机的《平复帖》、《望想贴》，均为墨迹。
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以叙及，均为唐宋名家摹本或勾填本。然个大名家摹本，书法艺术本身藻丽多姿，极为珍贵。《快雪时晴帖》（唐人勾填本），《行书千字文》（有人认为乃唐人集王羲之之字本），《万岁通天帖》等。
王献之《鸭头九帖》（真伪无定论）、《中秋帖》（宋代米芾临摹）、《二十九日帖》。
王珣《伯远帖》真迹，任晋代书法作品中唯一一件无争论的晋人真迹。
具陈重远著《古玩指南与鉴赏》记，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这两件国宝，为现存仅有的两件晋人墨迹，宋以来一直收藏宫中，清末流入民间，明国初被古玩店学徒出身的袁世凯大总管郭世五收购，抗战胜利后，曾一度落入宋子文之手。后因朱敏该国民主人士张伯驹在报上揭露此事，宋只得将其退还郭世后人。其后于50年代初，被人典当给香港一家英国银行。张伯驹激昂此事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十分重视保护文物，迅速派专人赴香港在典当期满前，用重金将两件国赎回。
唐代是我国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巨展的时代，文化艺术中的诗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均放射出辉煌的光彩。书法艺术在唐代发展到又一个高峰，主要特点是真、草、隶、篆、行个体书法均得到发展，又以行书与草书取得的成就特别巨大，影响我国书法艺术极为深远；各种书体都涌现了一大批名家高手，他们的书法作品无论碑帖均有无可争议的真迹传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各种书体的体书风格，体现出“盛唐气象”。“真书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秉承魏晋以来墨迹与碑版的双重传统，渐从萧散妍丽的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劲，法度森严。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亦渐有步大、小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趋于飞动纵逸。虽篆书无多展，亦能述秦汉遗法，星辰或严谨紧劲，或遒劲圆活的新风”。杨仁恺先生主编的《中国书画》中这段话，较好的概括了唐代书法艺术的特点。
隋唐五代主要书家和重要碑帖墨迹有
隋代智永的《真草千字文》，藏日本小川简斋家。
唐代欧阳询的隶书《宗圣观记》，真书《化度寺衪禅师舍利塔铭》，真书《九成宫醴泉铭》等碑刻；墨迹有草书《千字文》，行书《千字文》和《史事帖》。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元重刻），《汝南公主墓志铭》等。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省教序》、《房玄龄碑》、《通州圣教序》等碑刻，还有传世墨迹《枯树赋》、《倪宽赞》等，多为后人所作。薛稷的《信行禅师碑》等，以上四人，号称“欧、虞、褚、薛初唐四大家”。
唐代最著名的草书书法家有张旭和怀素。张旭的代表作为传世墨迹《古诗四贴》。怀素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多，著名的墨迹有《自叙帖》、《苦芦帖》、《小千字文》等。
真书在唐代得到空前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对后世真书发展影响特别巨大，尤其初学书法的人，必从真书学起，而学真书必临习“颜、柳”。颜即颜真卿，其存世主要作品有碑刻《多宝塔感应碑》、《东方画赞碑》、《郭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中心颂》、《元次山碑》、《送璟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墨迹《自告身书》，《竹山堂联句》等。柳公权的碑刻主要有《金刚经》、《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及《李晟碑》等。传世墨迹有《蒙招贴》历代有名。
唐、五代著名书法家和他们的书作名品还有很多，如孙过庭及其《书谱》，陆柬之及其《陆机文赋》，钟绍京及其《转轮王经》，李邕及其《云麾将军碑》，徐浩及其《不空和尚碑》，贺知章及其《孝经》，李阳冰及其《城隍庙碑》，史惟及其《大智禅师碑》，蔡友邻及其《尉迟回庙碑》，韩择木及其《告华狱文》。
宋代社会城市经济发达，士人阶级队伍庞大，文化艺术十分繁荣，抒发竟有一些帝王后妃倡导乃至身体力行（如北宋太宗赵光义、徽宗赵佶，南宋高宗赵构，北宋仁宗曹皇后，南宋宁宗杨皇后等，尤赵佶的瘦金体独具特色，造诣很高，对元明清书法有一定的影响）教隋唐五代有新的发展。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点，宋代书法艺术，真、草、隶、篆、行五体书中，真书、篆书成就不大，草书、隶书较前人亦少有较展。宋代书法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是以“宋四家”即“苏黄米蔡”为代表的行书。宋代行书，不仅突破“二王”风格，亦越出唐代“颜柳”规范，形成一种潇洒纵逸、轻快活泼，恣肆放达，以意为书的全新书风，可称为书法艺术中的“行书豪放派”，对清以至近现代书坛影响极为深远。
“宋四家”中的苏即著名文学家苏轼，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有行书《黄州寒食诗》，《洞庭春色赋》，楷书《赤壁赋》等。黄即黄庭坚，代表作品有《草书诸座上贴》，行书《松风阁诗》、《诗送四十九侄贴》等。米即米芾，更是一位留下大量墨宝的书法大家，其代表作品有行书《苕溪贴》，《向太后挽词》，《行书三扎》、《蜀素帖》等等。蔡，从书法艺术功力上讲，应为蔡京，因他为恶名昭著的佞臣，人品为世人不齿，而以北宋名臣蔡襄代之。其代表作品有行书《自书诗卷》，行书《南都贴》、《十扎卷》等。这里所列，仅是他们流传至今的大量墨宝中的点滴。由于它们均善书而又勤奋，当时之时名气已经很大，一些人有四海为官，时人求其书作者众，请其书写碑石者亦多，故他们的书法作品的墨迹碑刻相当丰富，全国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国外一些大博物馆也有收藏。
宋代文风很盛，士人物不能书，且书法艺术水平均很见功力，即使当时一些无名小卒缩写应酬文字，其书法艺术水平，即可令今天一些刚学了几年字能涂鸦几笔便自命不凡的“书法家”们汗颜。宋代那些明载青史的书法家的成就更应一提。李建中及其《行书同年贴》、《土母贴》，欧阳修及其《行书爱贴》、《自书诗》，文彦博及其《行书三扎卷》，司马光及其《中和贴》，范仲淹及其《行书二扎》，《道服赞》，陆游及其《自书诗卷》朱熹及其《行草书诗扎》，魏了翁及其《文向贴》，文天祥及其《谢诸无座右辞》，等等。这些人虽然素以文章气节或高官经世重于世，其书法艺术也是造诣很高，其书法作品无不珍同拱璧。
宋代书法留给后世的还有一项重要遗产，就是宋代官私所刻的各种帖书。前文已述，宋代文风盛，帝王后妃喜爱书法者众，他们的爱好影响士大夫，进而形成全社会的时尚。从太宗赵光义集古圣贤书法名家墨迹刻成《淳化阁帖》始，整个宋代公私刻帖不断，最著名的有徽宗赵佶临刻《大观帖》，米芾刻《宝晋斋法帖》，。由于宋代以来历史变迁，这次峨帖本千余年天灾人祸，损失几尽，残存的原刻拓本以稀少如凤毛麟角。
宋代书法艺术不如晋唐那样光耀夺目已如上述。到南宋时法艺术更不引人注目，显一种衰退之势，没有产生如苏黄米蔡那样的能彪炳书史的大书法家。我国书法艺术大展到了元代，又才有所起色。以赵孟頫、鲜于枢等为代表的元代书法家，对晋唐书法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艰苦的探索，竭力追摹晋、唐志书法艺术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风格。不过由于元代历史不长，统治者的文化倡导不如唐宋，所以书法成就不及唐宋巨大，书体以行、楷书、草书有较展，水平亦高。
赵孟頫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的书法家，其书法以行楷为主，亦有部分草书，代表作有：楷书《丹巴碑》、《神福观记》，行书《洛神赋》，《前、后赤壁赋》，草书《千字文》，等等。赵孟頫的书法在我国书法师商承前启后，对明清书坛影响巨大，名望极高追随者众。
鲜于枢时名仅次于赵孟頫的元代书法家，亦以行书，楷书为主，草书也精。主要作品有：楷书《老枝道德经》卷，行草书《王荆公杂诗》卷，楷书《御史箴》卷，《草书千字文》卷，等等。元代其他重要书法家还有：邓文原，其代表作章草书《急就章》卷等；康里夔夔及其草书《颜鲁公述张旭法记》、《渔父辞》等；张雨及其《唐人绝句》等，郭昪及其行书《咏青玉荷盘诗》卷，杨维桢及其行书《鬻字窝铭》轴、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吴睿及其《离骚经、千字文》全卷，以及大批能画亦善书而以画名重的艺术家，如王蒙、倪瓒、黄公望、吴镇所谓“元四家”等等。
明代的书法艺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真、草、隶、篆、行个体均有一定成就。从风格流派讲，上学魏晋碑体、二王、颜柳，几近学谦超长孟頫的都有，形成一些艺术流派。大画家又是书法家的现象，比元朝更盛。明代书坛也出了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成就的书法家，更留下远较前代丰富的书法艺术珍品。
同前代不同的是，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阶段性较鲜明，各种书体各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和杰出代表。
明代前期的书法，以真书的成就最大，其次为草书，代表人物有所谓三宋（宋克、宋广、宋璲）和二沈（沈度、沈粲），以宋克名望最大。这时的真书，有一种圆润平生，主要流行在翰林、中书舍人中，多用作奏章、行文中的书法，称为“台阁体”，由于皇室提倡，盛行一时，并影响到整个清代书坛。其代表人物是沈度、姜立纲等人。这时期的草书也各有成就，以宋广、解缙为代表。
明代中期书法，以行书成就较大，楷书以承前期余势，有些发展，主要是矫正了曾经盛行的'“台阁体”那种比较呆滞的书法。行、楷书的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以沈周、唐寅等。他们都是声名赫赫的大画家，又是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我国书画艺术本来同出一源，许多理论、方法相同，艺术规律一致，所以从来习画者大多善书，习书法者又有不少能画。在他们那里，书画集于一身了。也因如此，人们在讨论书、画，往往同时进行，各种辞书介绍人物技艺等，也书画并称。此期草书亦有成就，风格狂纵，以张弼、张俊、祝允明为代表。
明代晚起书法,以出现了多种书体各领风骚,均有重大成就又有杰出代表书家这种现象为特点.行书楷书以董其昌为代表,草书以刑侗、傅山、为代表，篆书以赵宦光为代表。还有张瑞图的行草书，倪元路、黄道周似草似隶的隶书等等，以董其昌的影响最大。
明代书法家数量众多，出前文一提到的一些流派及时代的著名这而外，还应提到的书法家有：钱溥、钱博、陈献章、程南云、李东阳、吴宽、文彭、徐谓、米万钟等。由于明朝较今较近，才不过五六百年，传世书法作品很丰富，不胜枚举，只能从略了。
清代是具现代最近的一个封建时代，清末具近不到百年，其书法艺术对今天的人说来，不很算古，流传至今的情人书法作品，易于寻觅。清代书法的重要特征是：中期以前帖字占优，中晚期碑学流行，书法艺术有重振雄风之势，涌现了一大批名垂书史的书法家。如清初的傅山、朱耷（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纵逸狂放的草书或行草书，极有时代烙印，极有个性。
乾隆、嘉庆时期，因乾隆帝的影响，赵书书法有一度成为官僚士大夫临摹的样本，其主要代表又张照、董皓、汪由敦等。此时除赵字外，以“钟王”、“颜柳”、“苏米”为师者也大有人在，如翁方纲、刘墉、铁宝、梁同文、王文治、钱澧、姚鼐等等。更有世称“扬州八怪”的一笔书画家，不满当时统治书坛的赵、董贴学，大胆创新，写出有个性，有新意的书法作品。如黄慎的草书，汪士慎的隶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金农的“漆书”。
从清初傅山开始“反贴倡碑”，直到清中叶嘉庆时碑学芳形成阵势，晚清书法更是碑学的天下，一大批书法家，从传世碑帖和新出土的汉碑版书中汲取营养，书法艺术日已精进，书坛逐渐充满活力。这是其重要的书法家有：邓石如、伊秉绶、丁敬、黄易、桂馥、陈鸿寿、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吴熙载、吴昌硕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邓石如，他真、草、隶、篆无不精绝，书法艺术成就，人称“清代第一”。何绍基、赵之谦也是清代书坛很有地位的书法大师。
书法家的朝代与代表作
“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唐朝初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书法家。前三位，有的并称“初唐三大家”。
欧阳询（公元557－641）初唐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由陈、隋入唐，深得李世民的赏识和器重。历任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博通经史，编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法初学二王，后遍学秦汉篆隶、魏碑，各体俱精，楷法独尊。楷书劲险刻厉、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世称“欧体”、“率更体”。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序百代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楷书碑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姚辩墓志铭》、《温彦博碑》等，隶书碑有《房彦谦碑》、《唐宗圣观记》等，行书帖有《张翰思鲈帖》、《梦奠帖》、《卜商帖》、《千字文》等，草书有《千字文》残本。书法理论有《用笔论》、《三十六法》、《八诀》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皆有传。
虞世南(公元558－638) 初唐书法家。字伯施，浙江余姚人。最在陈国当官，隋朝，任秘书郎，入唐后由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后任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性格沉静寡言，容貌柔弱，志性则刚烈。唐太宗称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五绝。他编撰我国第一部类书《北堂书钞》，集古籍160卷。他的书法学二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流传的书法作品以《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为最著名，行书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疑是宋人摹本)；书法理论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明项穆《书法雅言》评：“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宽骳耳。”《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零二皆有传。
褚遂良(公元596－658) 初唐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贞观末年，与长孙无忌受唐太宗遗命辅政，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后因反对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贬到爰州（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当刺史，一年后逝世。书法学欧阳询、智永、二王，融会汉隶，对《礼器碑》的学习最深，此碑书法精妙俊逸，有纤而厚之赞，褚氏变隶书为楷书，使书法方圆俱备、婉美华丽，世称“青琐婵娟、不胜罗绮”。他又精于鉴定二王真迹，是当时的权威。流传书法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清梁巘《评书》说他：“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然轻浮少沉着，故昔人有浮薄后学之议。”《旧唐书》卷八十、《新唐书》卷一百五有传。
薛稷(公元649－713) 初唐书画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景龙中，出任昭文馆学士，睿宗立，拜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历太子少保，以翊赞功封晋国公，世称“薛少保”。后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被赐死于狱中。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遂良的得意门生，当时的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用笔纤瘦，正是宋徽宗“瘦金书”所效法。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名。他当时在长安、洛阳及四川等地留下不少画迹，他所创屏风六扇鹤也为人传摹效仿，到五代黄筌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人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精湛技艺，可惜作品未流传下来。书法有《信行禅师碑》。
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楷书的风格都是“清秀瘦劲”，其中欧阳询楷书更为突出，贡献也最大，并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九成宫》，历来被奉为学习楷书的楷模。
王士祯简介 王士祯代表作 王士祯书法
1、王羲之：《兰亭序》，东晋；2、赵孟頫：《干字文》、《洛神赋》，元；3、颜真卿 唐 ，《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4、唐，怀素，《自叙帖》；5、唐朝，张旭，《郎官石记》、《草书右诗四帖》；6、柳公权 ，《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唐朝；7、 欧阳询，唐，《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8、褚遂良，唐，《雁塔圣教序》《枯树赋》；9、虞世南，南北朝，《孔子庙堂碑》；10 、钟繇 ， 三国或魏，《戎路表》；11、宋，黄庭坚，《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12、宋，苏轼 ，《黄州寒食诗帖》；13、明，唐寅，《落花诗》；14、米芾，宋代，《多景楼诗》、《苕溪诗帖》、《蜀素诗》；15、蔡襄，宋代，《万安桥记》《颜真卿自书告身跋》；16、东晋王献之 ，《十二月帖》；17、赵佶，宋徽宗，秾芳诗帖》；18、王铎，明末，《行草自书诗》；19、清，傅山，《右军大醉诗轴》；20 、清，刘墉， 《临米芾诗帖》
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哪四位书法家
王士祯 王士祯是清朝初年著名文学家、诗人，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他博学好古，创神韵说，书法、诗歌、篆刻等方面都是优秀人才。 王士祯简介 王士祯（1634年9月17日1711年6月26日），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谥文简。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王士祯代表作 王士祯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精华录训篆》、《蚕尾集》等数十种。 王士祯曾赠诗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为《聊斋志异》大书王阮亭鉴定，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 王士祯书法 康熙朝书画家宋荦称王士祯书法高秀似晋人。近人称其书法为诗人之书。博学好古，又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 王士祯自幼酷爱书法，九岁即能草书。王士禛以诗与诗论著称于文学史，其书名为诗名所掩。著名文字学家与书法家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称王士祯书法为诗人之书。 康熙朝书法家陈奕禧褚河南枯树赋拓本跋云：今人惟新城总宪学之极得其神。先生海内文儒，不肯以一艺名。有求书者必命门弟子代笔，从不轻作。门弟子欲得先生书，辄问字奏记先生随意落札便藏弆以为至宝；或稿纸传写，即涂抹点勘者，皆装潢成册。 梁章钜退庵书画跋云：先生本不以书名，亦有若无意于书，而柔闲萧散有晋唐风味。虽名书巨手，亦不能不让其出一头地。此其故不在行墨间也。
徐无闻的篆刻研究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一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2、虞世南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执着且向学。历仕陈、隋二代，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
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
3、褚遂良
褚遂良（596年-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 ，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任谏议大夫、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升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
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卒于官，享年63岁。天宝六年（747年），配享高宗庙庭。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4、薛稷
薛稷（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唐朝大臣、书画家。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曾孙，中书令薛元超之侄。
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薛稷因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于狱中，享年六十五岁。
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无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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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唐朝初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书法家。前三位，有的并称“初唐三大家”。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楷书的风格都是“清秀瘦劲”。
其中欧阳询楷书更为突出，贡献也最大，并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九成宫》，历来被奉为学习楷书的楷模。之后的“瘦金体”也可以追溯到这里，宋徽宗赵佶的瘦金来源主要是薛稷。
但是任何一个书法家都不可能只临摹或者学习一个前人，他们往往专其一，博其众，在浩如烟海的书法海洋中汲取营养，最终自成一家。
参考资料：
徐无闻先生虽然国早离开了人间，但他留下的书法篆刻作品，以其独特的文人风格深深的影响了几代学人。其学书印的广博收，风格的醇雅遒媚以及人格魅力的影响，对西师流派的形成影响巨大。
一、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徐无闻书法篆刻的师承方法
（一）取法乎上 笔法精微
徐无闻先生在对待传统经典文本时，强调须“入古”，深刻体会最典型的碑帖。愈是流传久远、愈有影响的经典作品，就愈要研习，不可避重就轻，走终南捷径。
如许多人对于小篆的意义，认为线条单纯无变化，有提无顿，不见圭角，就忽略不写，或写的粗细一样，往往笔力差弱。徐先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篆法也是非常丰富和变化的。他仔细研究了二李（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后，指出共同的六点，分析细微，利于创作和临摹。徐先生较一般学者的艺术成就来看，不仅要精深，而且要面广。他自己说一生中同时打几口井，虽然辛苦，可最后都能见到水出来。在书法篆刻领域，他不尽多体同时并学，力求贯通，数体并行，相得益彰。举凡传统艺术的核心诗书画印靡不涉及并且投入极大之热情，耽于斯乐于斯，不知老之将至。“通会”是徐先生最大的特点。综合修养是成就大家的必经之途，而能一道贯通，不走捷径，取精用宏，广博收，才能奠定自己的高度。学养之目的不仅仅在修炼高妙的技巧，而更在于培养一种高屋建瓴的眼光和理念，统率自己的思想，不至于被外界所惑。
（二）变化出新 自成“徐体”
徐先生一生的努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三十岁以前的萌芽期，三十至五十三岁的探索期，五十三至六十二岁的成熟期。大约在五十以后，徐先生的书法篆刻逐渐成熟，风格逐渐明显。他曾说过，最精工的要攻下来，最豪放的也要攻下来。早年对篆隶楷用功甚多，五十后对草书用力最多，如反复临摹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怀素《自叙帖》等，对明清草书用功略少，盖限于篇幅之故。徐体的形成在六十岁左右完全成熟，片纸尺书人争藏之以为宝也。其特点如下：
（1）各体皆有所本而又能自出机枢。经过了临摹—博观—蜕化的阶段，终于能够出现自己的面貌。
（2）代表性点画是其个性体势的代表。书贵取势，圆活如珠乃贵。先生重视“力”与、“势”，如其行草书的“反捺点”、“短竖”、楷书的“长竖弯钩”、中山王篆书的“圆弧圈”、小篆的“玉箸”、“铁线”等。
（3）徐体的形成，是人书俱老的实证，更是人格凝定的结果。先生之书是其人生的浓缩，是其人品、才情、思想、审美的折射。
二、朴茂醇雅，遒媚飘逸----徐无闻书法篆刻的风格取向
艺术风格的形成自然有许多的因素，比如技巧的熟练、人生阅历的丰富、学养的提高、审美观念的成熟等因素。总之，是大器就要晚成，风格需要凝定，综合的作用乃成就一个大家。因为每个是家独特的社会阅历和艺术造诣，天资与人力的不同，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个性特征。徐无闻先生的人生，是诗人、学者与艺术家三位一体的，诗人的豪放、学者的严谨与艺术家的浪漫完美的结合在他的身上，以致于人们从各个角度看到他的形象，而很少有人能够全面的了解他。外貌普通内心丰富，最早他攻篆刻较多书法尚少，接触文字甚早而非自己的专业所长，中下放改造却手抄《说文》解闷，加入中国作协早于中国书协，先带唐宋文学硕士而后再带书法硕士，虽然年轻却与国内许多一流学者有着交往……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实际更能反映他生活的真实，丰富多彩的瑰意奇行，成就了他的人格名，使他的精神世界显得如此绚丽，如此壮观，如此充实。
（一）自然为邻 情真调逸
任何艺术的最高境界都必须是归依自然，乃入佳境。徐无闻先生的努力也是如此。对于自然的概念，他认为在学习传统的技法之后，应该追求笔情墨趣，从“书法”的模仿转向“书意”的表达，以心作为统帅，超越形质的障碍而归于自然。如他论述谢无量书法云：“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坡公此语真三昧，不创新时自创新。”徐先生强调书法风格的形成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可强为。他评价冯建吴的篆刻时说：“他的篆刻，除了取法秦汉玺印和吴昌硕之外，并取材于碑碣、砖瓦、泉布上的古文字，而在奏刀过程中又特别注意笔意的表达。近几年，他的篆刻作品，更臻于浑朴自然。”这里实际上也表达出徐先生自己的观念，从更为本色的作品中去领略“浑朴自然”的妙趣。
徐先生认为，书家要离功利远一点就“雅”，要投身到自然就能葆有童心。这正是庄子所谓的“全德之人”。离开功名之“俗”就会亲和自然，乐山乐水而可以有深情、有境界。如其《谒渐江上人墓》所云：“画名垂久远，忠节难沉沦。山水摅真性，松梅见至情。”肯定了渐江在融身自然中获得了自我的观照，澄怀味道，必能畅神。周永健先生认为，对于蜀中能出徐先生这样的人物，是因为：“两川秀色，全其才艺；三巴精魂，铸就艺质”。
（二）以学促艺 士气清逸
徐先生之书法篆刻，是典型的文人书法。一是诗书画印的全面结合，综合贯通；二是“清而厚”的士气，给人以脱俗、清新、高华之感。他认为，文人的士气表现在“清新”、“脱俗”两方面。如论黄石斋《山居诗》：“在明代众多书家中，黄石斋很突出，很有新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大幅行书的豪宕，长卷小楷的清峭，用笔劲拔生辣，没有半点甜熟庸俗，深具阳刚之美”。又说：“马叙伦写小字全是悬肘，清秀虚和，全不费力，甚为难得。一般书家都没有这种功夫。”徐先生用“清峭”、“清秀虚和”等词语来评价书法，继承了刘熙载《书概》论士气之“贵清而厚”的传统，强调书法要精到，更要清新、脱俗、自然。“萧散疏放”的晋人韵致始终是中国文人士大夫追求的艺术境界和生活态度。徐先生在节临并跋褚遂良书法时说：“淳熙秘阁续法帖所刻《枯树赋》，视帖中他书尤佳，行笔自然，结字疏散，与太宗温泉铭颇有相似之处，皆导源右军。
（三）根植篆籀 归于醇雅
明代赵凡夫认为：“字须遵古，古文故烦，惟篆可法；上以溯古，下以通时，篆明而诸体具。故先字义，以冠诸帖。”这是颇有见地的，醇厚之论与此有关。
徐无闻先生作为学者，不仅勤与著述，而且将学问“活用”起来，转换为艺术创作。如对古文字的编纂、考订、梳理与艺术的书写、创作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超越别人的成绩，获得了艺道一体、技道双修的无上快乐。古文字是难度很大的书体，字数少、辨识难、记忆难，纯粹的古文字考证费时费力，颇难下手，一般书家都绕道而行，避难就易。学养在书法方面的具体表现常常在古人所谓的“小学”里面。但仅仅把文字学独立开来时错误的，历史上著名的文字学家名声更大，就在于把书法与文字学结合起来。以文字的演变为渊源求新求变，注入新鲜的创作血液，深究古法，旁通二篆，俯贯八分，而能别开新面如罗振玉、王福庵、商祚承、容庚等，创作与研究并重，书法和文稿都具有更强的收藏价值。
徐无闻先生的篆书研究从《说文》开始，对二李、邓石如、吴昌硕、赵之谦、钱 坫、王福庵等的篆书都进行了广泛的临习。对于历史上争论的“碑帖之争”，他取杨守敬、赵熙“合则两美，离则两伤”之说，互济互用，取长不短，终能别开生面，自臻化境。书有“篆籀之气”即能醇厚古雅，本是一种超然之境界，远功利、储学识、静尘心。倘没有真正的学术精神，只是投机取媚，大可不必去涉及，而且短期不见效果。徐先生认为，掌握笔法是必要的，但仅此还不能尽书艺之能事，还得追求“笔意”。这“笔意”就靠书外修养，这就是东坡所言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而好些学者所作的篆隶，笔意的醇雅多优于专门书家。“醇雅”者，既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人格，综合而为一种艺格、艺品，是一种学养在书法笔迹中的体现，是一种淳正高雅的格调、气息或韵趣，简单的说是字外功夫的美学效果。
三、五体皆工 书印俱善----徐无闻书法篆刻作品评价
徐先生的多面修养，体现在创作中也是多方面的成就，在艺术界并不多见。
（一）篆书创作分析：集字对联
在徐先生的古文字创作中，集字部分是一大特色，也是难度更大的创作。首先是文字的选择，风格的取向；其次是诗句的对仗、平仄等，还得考虑内容的意境、含义等。
（二）行书创作分析：气骨遒拔 清雅劲逸
行书是徐先生数量最多，运用最广的书体，以小字为妙，手札最工。魏晋风骨、宋元意趣，在他手中是运用自如，痛快沉着，时见妙姿。他的小行书功力深厚，极得二王笔法，凡所涉及之名作罔不临习，极尽精微。学大王之内擫笔法，风骨老健，笔力劲拔，遒媚飘逸；学小王之行书如《鹅群帖》等纵逸飞动，外拓疏朗，神彩飞扬。除此之外，还须融合王羲之、褚遂良、米芾、赵松雪等书家笔法而能自裁，龙跳虎卧，痛快沉着，中宫紧敛而气息舒放，精能而见纵逸，对当代书家沈尹默、潘伯鹰等的作品也用功临摹，参合己意，化古为新，自成面目。
（三）草书创作分析： 豪逸激昂 劲逸飞动
草书在徐先生作品中不占主流，但其临摹功力和化古为今的努力依稀可见。到五十以后，先生说过，把最精工的攻下来，也要把最狂放的攻下来。若再以十年，徐先生的草书必然有更大进境。先生的创作建立在广泛的临摹上，仅我所见，通临者有《十七帖》、《书谱》、《自叙帖》、《李白忆旧游》等数种。早年锁定在宋代草书之前，六十左右用力体会明清草书之意趣，研究与创作同步。
（四）楷书创作分析：点画精微 端雅清健
徐先生的楷书创作从法度最成熟的隋唐作品入手，从备其大雅的楷书入手，所包含的法则、规律就更为明显。徐先生主张重视隋代末期和初唐时期书法的多元性，没有唐代中后楷书的程式化弊端。如他认为初学楷书从《等慈寺碑》入手，既有碑朝《张玄墓志》、等特点，有有初唐楷书的一般法度，工整秀逸，端庄流美，雅俗共赏。而且其灵活性甚大，在整齐上求变化，于平正处追险绝。徐先生对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家都用功甚深，力求精准得当，然而又需要具有“审辨的能力”。
（五）隶书创作分析：沉郁飞动 体势连绵
徐先生精与篆书，衍为隶书。分意翩翩，法意相参。对于汉隶的认识，徐先生认为一般谈隶书主要言汉隶。汉隶改圆匀的曲线条为平直的直线笔画，改线条勾勒为笔画组合，脱离象形性质为纯粹符号。汉隶定型的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称为“隶变”。“隶变”是字体上的一次大飞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汉隶变化丰富，风格多样，选择空间大，但创作时要注意一些问题。因为篆、隶、楷等书体均以填格方式进行，整齐有序，但创作时要注意笔意的贯通，充分表达作者的意绪。注意整体的气脉贯通和笔意的表达。如碑刻隶书多没有墨迹那样清楚和贯通，笔意的自己揣摩。
（六）篆刻创作分析
徐先生的篆刻创作，与他的书法创作相得益彰。对其篆书创作的作了深化和补充。铁笔与软笔都需要表现笔意，表现书家的创作理念、审美祈向和精神境界。徐先生的篆刻，宗法秦汉，精能浑穆而生机活泼，充满生命的活力。篆刻类型主要分为三类：圆朱文类，汉白文类，古玺类。其用字考究，选字恰当，反复推敲，力求精当。真所谓“惨淡经营而出之以自然”。历来文人雅士用篆刻表达自己的心志闲愁，寄托理想抱负，明心进道，印章之道乃得千古激赏，叹为知音。方寸世界虽然很小，确实气象万千。徐先生认为，印章活动余地小，更增加了创作的难度，所以书法篆刻家更要具有精湛的表现功力、健康的审美观念和综合的艺术修养。后者如文学、诗词、美学、哲学、金石、绘画、理论等各方面。徐先生不把篆刻看成只是实用的“雕虫小技”，而是看成能抒怀寓志的雅玩。其闲章内容很丰富，尤其是三十耳聋以后，“永谢浮名”之举，表现在篆刻中的名句更多。如“自强不息”、“古不乖时 今不同弊”、“勤补拙”、“行云流水”、“前身相马九方皋”、“去日苦多”、“寻章摘句老调虫”、“交联金石许同游”等，在形式感于内容的协调上做得非常完美，令人畅神舒心。
开宗立派，薪火相传----“西师流派”的主体特点定位。
